夏榆 作家。现供职于《世界遗产地理》杂志,担任主笔。年加盟《南方周末》,任资深文化记者十年。著有长篇小说《流离失所》《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 彗星划过夜空夏榆 孙膑不想跟人打架。出门在外,遇到亡命徒,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各种麻烦也是他厌恶的。打坏了别人得医药赔偿,被人打坏要忍受疼痛。警察也会没完没了地找麻烦,弄不好会被刑拘。最重要的是耽误时间,影响专注做事情的心情,他不愿意被不相关的事情耽误自己,不愿意心情变坏,这是他处事的原则,也是谨言慎行的缘由。 就性情而言,他是个隐忍的人,但这次没能忍住。那天他和江山行走在北京火车站东的地下通道,地下通道有摆摊的外省人,卖假金银首饰工艺品的,卖兽骨羽翎针织挂毯壁画的,还有捏面人吹糖公鸡的,各种小贩沿着幽暗的地下通道排开。他们从那些摊位前走过,眼睛在各种货物前浏览,脚步却不停下来。地下通道是连接着地下商城,通过一道旋转门之后就是各种菜系的餐馆、邮电局、茶馆和酒吧。他们是走在地下商城通往火车站的楼梯时遇到麻烦的。开始是被人骚扰,后来是抢劫。那时孙膑的身体开始有邪气在窜,邪气在体内的窜行让他头疼,太阳穴的神经琴弦般铮铮作响。他有过五年的军旅生涯,做过侦查兵,在部队是优秀的狙击手。他酷爱拳击,精通擒拿格斗,有过越南丛林战的经历,在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身上残留着越南军人带给他的弹片创痕。因为服役后期和人打架,他从部队提前转业,那次冲突使他的鼻梁骨受伤,至今他的鼻梁都衬着钢针。被迫离开部队时他发誓以后再不跟人打架,但是这次,不打架的戒律被抛到脑后。他对着一群服饰怪异的街头青年挥动训练有素的拳头,迅猛出击的拳头打在那些人的身上让他产生久违的快感。 那天是他和江山去北京火车站接罗迪。从成都老家回北京,罗迪在行驶的列车上用诺基亚手机打电话让他接站。罗迪以前是先锋作家,后来是两家餐馆的老板,也是光华学院作家班的学员。罗迪说话的口气象萨达姆·侯赛因——不知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觉。在年的时光里,萨达姆被看作是一代枭雄,敢跟美国霸权挑战。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敌人侵犯家国的时候,他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地下王国,他只是个钻在地穴里失魂落魄的草包。然而在这一年的深秋,孙膑会把罗迪看作是萨达姆,因为他身上散发的狂狷之气,他摆平一切的豪勇。罗迪在电话里告诉他乘坐的列车车次,到站的时刻。孙膑是在午后站在寝楼的走廊接电话的,学院的公用电话就放在靠近寝室楼梯的走廊,电话铃响,谁听见谁接。那时他们都还没有电话,通联要依靠公用电话。但罗迪是有一部诺基亚手机的,这是身份的某种标识。在这所成人学院的学生身份不同,有商人,有党务机关干部,有公务员,还有普通工人。他接完电话回到寝室对坐在床边用剪刀剪指甲的江山说: “罗迪要回来了,我们去接他吧。” 江山抬起头看着他,手里的指甲刀却不停下来。他用微型锉刀打磨着剪完的指甲。 他起身把剪完的指甲倒进放在门边的垃圾桶里。 没有反对就是赞成。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到了北京火车站。离列车到站还有一段时间,孙膑和江山就在车站的地下通道闲逛,从地下道往站前广场走,廊道之间挤满各种人,难民一样随地而卧。他们在人堆里穿行,不断遇到为各种旅馆拉客的女人的骚扰,孙膑身体魁梧,长发披肩,在人群里显得极醒目。车站拉客的女人从不同的方向瞄准他,包抄过来: “先生需要休息么?到我们的旅馆吧,有二十四小时的热水,有电视,还有漂亮的小妹。” 孙膑绷着一张冷漠的脸应对着女人的纠缠,他掏出不知什么时候装在牛仔裤兜里的二锅头,呷了一口又将酒瓶揣到裤兜。他们沿着新建的北京站光滑的水磨石地面行走,镜面般的地面映出他们落寞的影像。他们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地下商场通往火车站的通道不再配置电梯,出口隐在不为人注意的暗处,他们本来都是缺少方向感的人,现在置身于迷宫般的建筑,更找不到出口。走在出售金银首饰与电器的大厅,流光溢彩的珠宝首饰反衬出他们乖张的行迹,他们的模样看起来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杀手。 找不到出口,孙膑只好询问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的超市服务小姐,那时超市没有电子监控器,小姐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在小姐鄙夷的目光监视下他们狼狈地走出超市。那是一个通向卫生间的出口。他们沿阴暗曲折狭窄的回廊走,听到有人唱歌,唱歌的是女声,歌声遥遥地传来,伴着排萧的和声,歌词是英文,细致舒缓又有质感,他听出这是爱尔兰女歌者恩雅的《水印》,他一直热爱这个风格凌厉却又脱俗的爱尔兰歌者,能在这个幽暗的通道听到她的歌声很意外。他们循声往下走,想找到声音的源头,在旋转的阶梯里看到三个被烟雾笼罩的姑娘,他们和两个青年男子挤在狭小昏暗的楼梯间,有一个男子,颈上挂着十字项链,头上缨穗般缀满染成红色的小辫子,男子坐在台阶上,他的头部修饰得如同工艺编织品。恩雅的歌声从她们身边的一个播放器里传出。一个肤色白皙剃光头穿皮裙的姑娘旁若无人地抽烟,走廊被他们挤住,孙膑和江山要通过走廊就得穿过她们围堵的空间,孙膑在前,江山在后,他们走过的时候,姑娘们挤在走廊没有让开的意思。光头姑娘手腕挂满金属手饰环佩叮当,在孙膑走到面前时,姑娘手夹香烟啜起涂着黑色唇膏的唇,鼓起腮,青蓝的烟圈一串一串飘出来。姑娘吐烟圈的技术不错,拿烟的手指纤长白皙润泽,她的面孔白皙、英气十足。 在这座城市经常可以见到举止怪异的青年,摇滚歌手、画家、瘾君子、朋客、同性恋者,这些被称为非主流的人类活动于深夜的街头,风格前卫的酒吧,或者类似的阴暗的长廊。如果不忙的话,孙膑倒是很想停下来跟她们聊几句。他对那个穿皮裙的光头姑娘很有好感,那个姑娘正有兴味地看着他。孙膑是东北人,但他有一头火红的披肩长发,眼睛深陷,看上去很像地中海某个岛国的国民,他穿着草绿的军用大氅,藏青绸裤,棕色高腰皮靴,他的这个样子应该会吸引注重外表的女人。光头姑娘看着他,她支着腿站在楼梯之间,他要上楼就得绕过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看出这几个年轻人是有寻衅滋事的意思。 不想惹麻烦。这是他的本能反应。躲开这些年轻人,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还要接罗迪,差十几分钟火车就要到站。可是这些年轻人不让路。他们横在那里。他在那个光头姑娘的面前停下来,在孙膑要过楼梯的时候,那个姑娘挑战性地摸了一下他的脸。一般而言,被漂亮姑娘摸一下脸算不得羞辱,只要不是爱滋病梅毒的携带者就成。他想躲在这里的姑娘一定非常寂寞。但是另一个姑娘也像同伴一样伸手摸孙膑的脸时被他挡开,他目光凛然逼视着躲在黑暗走廊的人。突然他的腹部被人猛击一拳,是那个男孩打来的,他叫了一声,捂紧小腹就歪在墙上。躲在廊道的男孩迅速抢去他挎着的棕色书包,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个抢包的男孩撒腿就跑。孙膑不想跟人打架,出门在外,打起架来总是两败俱伤。但是现在他的怒火骤升,他箭步冲出,劈手揪住那个抢劫想要逃掉的男子挥拳猛击,他的拳头砸住那个缀满小辫子的脑袋时发出闷声,那个男孩哀叫着栽倒在地。几只空酒瓶飞过来,酒瓶打在墙上破碎,碎玻璃飞溅,飞过来的酒瓶使他出手更狠,他的拳头在那个扔出酒瓶的男孩的身上猛砸,拳头击打在人体上发出的闷响带给他快感,使他很过瘾,姑娘们尖叫着逃窜,那两个被打趴下的男子也爬起来跑掉。孙膑余兴未尽,刚刚激发出来的快感没来得及体味就没了。 孙膑夺回了他的棕色书包。他掏出装在后裤兜的酒瓶,打开盖又呷了一口酒。 江山本来做好准备帮助孙膑,但看他的从容状态也知道用不着帮忙。 “哥们儿干得漂亮。”江山对孙膑说。 “小菜一碟。”孙膑笑笑,他的表情有些不屑。 在他们准备离开地下通道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三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朝着他们走过来。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跟我们去派出所吧。”那个矮胖面色黑红的警察对他们说。 列车驶到站台停下来,罗迪隔着车窗看着站台,没看到他要等的人,只好自己下车。他拖着带滑轮的黑色皮箱的拉杆,跟随出站的旅客走出站台,身边是汹涌的人流,他穿着一件与北京季节和气候极不相称的黑色昵风衣,像只黑色蝙蝠。跟随着人流走出火车站口的大门,阳光晃得他有些眼睛刺痛。秋天的北京阳光明媚,树木葱茏,花团锦簇,有穿着漂亮衣裙的美女走过,但他无心欣赏,站在等候出租车的漫长的队伍后缓慢移动。车站的出租车管理很严,一群身穿黄色制服臂戴红袖箍的管理人员挥动着小红旗指挥着出租车,来一辆走一个人。等到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罗迪扶着自己的一条患过小儿麻痹的腿钻到车里,坐到副驾的位置,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汽车开动,沿着火车站前的道路驶向长安东街。罗迪仰靠着椅背闭起眼睛,那时他头脑昏沉,特别想有张床结结实实地睡一觉。 罗迪的裤管看上去像是空的,那是因为他的腿细。幼年患过小儿麻痹落下的残疾使他的双腿发育不对称,但这肢体的残疾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性情嚣张的人。或者也可以说因为这肢体的残疾他成为一个嚣张的人。罗迪是成都人,据说以前做生意,有混迹江湖的经验,也有黑道老大的派头,至少在当时他在江湖中的名声很响。平时有各路的朋友都来看他,文坛走红的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出版家,诗人和画家,各种身份的人都来看他,寝室经常是访客不断,来者都是看罗迪的。每次来人的时候罗迪到学院外面的餐馆喝酒,每次喝酒他都会带着学院里的几个美女学员,被众人簇拥奉迎着,他总是一副志得意满的劲头。 在光华学院,到周末就会有同学们自发组织的烛光舞会。饭厅的桌椅被撤到边缘堆积起来,留出空场。教研室的双卡多声道录音机搬来,放出音乐就可以跳舞。有兴趣的男女同学就会上场,随着录音机里的音乐起舞。那样的情景很像现在流行的广场舞。有舞会的时候,寝室的三兄弟就会出现,罗迪最先上场,他穿着棕色的皮夹克,黑色西裤,黑色皮鞋。那时李桂珍会像影子般跟随着他,他带着李桂珍跳舞,不管周围的人姿态如何,他只保持一种姿势,环拥着怀抱里的姑娘随着缓慢而柔情的音乐贴面舞动。他的心无障碍也赢得同学们的尊敬,很多姑娘都愿意邀请罗迪跳舞。孙膑和江山也会上场,他们各自邀请看上的姑娘,都以贴面舞的方式跳舞。也有作风保守的女学员看不惯他们贴面拥抱着女生跳舞的状态,但也是敢怒不敢言。厌恶罗迪的女人们不敢招惹他,但是她们会算计跟他好的李桂珍。 在这个学院的作家班,女人之间也是有帮派的。这个帮派以趣味结盟,也以观念成帮。有个江西籍的女生叫白玉霜,其身份是军人,也是党员,在学院里一身的正气,以她为首的自然是党员或准党员的先进分子。她们自然看不惯李桂珍,背后经常非议她,骂她“狐狸精”。李桂珍到北京读书之前是成都某家报社的记者,业余时间写诗。她是离异者,前夫是牙医,育有一子由姐姐照看,她来北京进修。李桂珍有着广泛而神秘的社交关系,京城文化艺术界的很多名流跟她有交往,她经常应邀参加艺文界的沙龙和各种聚会。很多年长者或者觊觎她的美貌,或者喜欢她的性情,对她多有关照。李桂珍的容貌仪态属于那种娇媚型的,梳着齐肩的直发,五官精致,身材娇小清瘦,说起话来也是嗲声嗲气。罗迪是带着他惯有的作风来到光华学院的,那就是每到一地就寻找让他心仪的女人。他看中了李桂珍,利用课间休息的时候跟她搭讪,这方面他自然有一套,一来二去就熟了。开学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将李桂珍搞到了床上,她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情人。然而作家班的女人们对李桂珍的态度却复杂微妙。她们背后骂她,在她的面前表现出轻蔑之色。有时这些女人还算计她,一堂课结束之后,同学们走出教室去卫生间方便,李桂珍要去卫生间,那几个憎恨她的女生就赶在她进去之前占据厕间,李桂珍内急,憋着气跺着脚忍耐着膀胱的压力,但是没有人出来,李桂珍憋到想哭。 罗迪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趔趄着腿脚往女厕走,他边走边骂: “老子倒要看看哪个站着茅坑不拉屎!” 几个女生听到他轻重不一的脚步声就赶紧提起裤子逃掉。 四十分钟之后罗迪独自回到位于朝阳区紫衫路11号的光华学院。他拖着皮箱乘坐电梯到寝室,用钥匙打开房门,他看到自己的床上睡着一个人。寝室的三张床另外两张空着,窗帘低垂,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属于他的那张床被一个人占据着,他只能看见那个人露在被子外的乱发,扔在地上的军警靴,那个人花花绿绿的衣服堆在床前的椅背上。罗迪看到桌上堆积的杯盘狼藉,一些喝空的酒瓶胡乱放置在那儿。这些东西告诉他这儿进行过怎样的鏖战。罗迪那时万分疲倦,但他也不想叫醒睡在他床上的人,他抗拒着不断袭来的困倦,拿出脸盆和洗漱用具到盥洗室洗漱。洗漱完毕,回到寝室,那个睡在他床上的人已经醒来,他躺在被子里光着臂膀拿他的手机跟一个女孩子套瓷,他有点自得其乐,对着手机不住地笑,发出嘎嘎咕咕的声音。 看见罗迪回来,那个人抬头喊了声:“老哥哎,你可把兄弟给想死了”。 躺在床上的人名叫黄岩,罗迪的朋友。他给了黄岩寝室的钥匙,他可以随时进来。黄岩是个27岁的青年诗人,毕业于京城一所理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电脑生意,赚了钱后来又转行做文化公司,他是美国的一家华文人文刊物《北极星》的大陆编辑,他还是个基督徒,经常在脖颈上挂着十字架的银质项链,睡觉的时候枕边放着《圣经》和《祈祷文》。 黄岩伸手给罗迪握:“老哥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正有一项伟大的事业等待着你。但是现在我要先喝一碗粥垫垫肚子。麻烦老哥帮我打碗粥,喝了一天烧酒,肚子非常难受。操丫的,我真他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堕落。” “日你妈吆。”罗迪嘴里骂着他常使用的口头禅。这是四川人的习惯用语,他对什么事情表示欣赏和爱的时候就会说这么说。罗迪视黄岩为小兄弟,见到他的时候总是提着手机风风火火地和什么人讲话,这个理工大学的高才生把普通的讲话都视为辩论,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黄岩作为北京名流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住在三里屯使馆区,那里有外国人经常出没。他组织地下摇滚乐队,邀请先锋诗人代表中国参加欧美诗歌节,做图书出版,包括以策划人名义操办艺术评奖,各种事务他都做。黄岩穿好衣服,脸没洗口没漱就喝罗迪找人买来的玉米面粥。喝下粥时黄岩对着罗迪说:“老哥,我有个伟大的计划,你得帮兄弟一把。” 鼓手:孙膑;萨克斯手:江山;贝司:卓玛;监制:黄岩;策划:罗迪。 四重奏是黄岩借用音乐的形式为他的写作班子取的名字, 但是他们中间除了孙膑谁都不懂音乐,也根本没摸过那些乐器。 黄岩说这只是象征,我们需要一种形式感的东西。 实际上黄岩的意思只是一个,就是雇佣寝室的三个兄弟做枪手,外加一个从西藏来的作家卓玛,组合成四重奏,为他制作畅销书。然而在黄岩策划着他的书写行动时,孙膑被扣留在北京火车站的派出所里,警察将他带进派出所时对江山说: “没你的事儿,在外边待着。” 孙膑被警察带到警室的时候,走在身后的警察看到他揣在裤兜里的酒瓶。 “小子还真有酒瘾!”警察抽出酒瓶扔到门口的垃圾桶里对他喊:“身份证!” 他在身上摸出装在上衣口袋里的皮夹,取出身份证递给警察。 身份证要随时带在身上,要随时准备接受警察的查验,城市的这个规矩他是知道的。 这是那种街道派出所。户籍室和内勤外勤都在一起,各种身份的人在办公室里出出进进,显得凌乱嘈杂。“你犯了事知不知道,你这就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警察说。 “寻衅滋事的是那几个人,我没有,我只是路过地下道,结果那些人就故意找茬。” “狡辩!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招惹他们能动手么?”警察呵斥他。 “你们应该抓的是打人的人,而不是被打的人。”孙膑说,因为急躁他的声音有些高。 “激动什么?我就看见你打人了。抓的就是你。”警察说。 他被留在派出所里做笔录,没完没了地接受询问。 “你的包打开检查。”警察的眼睛瞅着他背在身上的书包示意着。 “没什么可看的。里边就是两本书。钱夹。”孙膑回答。 他当着警察的面儿,翻拣着书包里的东西亮出来看。两本书,一本是《里尔克诗集》,一本是加缪的小说《异乡人》,这是两本他随身阅读的书。他把钱夹也打开给警察看里边的东西。警察的眼睛的视线从书包收回落到孙膑的脸上。他暗自松了口气。他暗自隐藏起来放在书包里的那把随身带的藏刀,警察要是看到这把藏刀必定会没收,那是他舍不得的。 警察局里还有别的人在跟警察吵嚷,那是几个在洗浴中心接受特殊服务被抓来的中年男人,他们的手上戴着手铐,蹲在地上。有个块头很大的中年男神情紧张地跟警察解释着什么。忍耐一下事情就过去,否则惹恼了警察会更麻烦。被拘留也不是不可能的。孙膑想。 江山等在外边,看不到孙膑出来不敢离开。他焦躁地等待着,来回踱步。 警察问了几句话后离开,孙膑就待在一个有铁栅栏的关押室里。 “为什么没人管啊,放我出去,圈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孙膑对着来来往往的警务人员说,他的神情有点可怜巴巴。没有人搭理他。 “你得交纳罚金才能离开。”那个带他来这里的警察对孙膑说。 知道这是警察在消遣他,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出不耐烦,更不能表达抗议。 “被人打还要交罚金?谁给规定的?”他的声音又高起来。 “甭在这儿废话,交两千元你走人,要不就拘留,你选。”警察说。 “这不是讹诈么?哪有这个道理?”孙膑说。 “甭废话,交还是不交?”警察压低声音但是话语里充满威胁。 “我没带那么多钱。”孙膑还是服软了。他想交纳罚金总比被关押好。 但是他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想到两千元可以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有些心疼。 “跟你朋友借吧,不行让你朋友去跟人借。总之,罚金不交就别想出去。” 他身上所有的钱找出来是四百二。其余的钱放在他寝室的皮箱里。那时也没有银行卡,他每次出门时只带少量的现金。警察允许孙膑到门外跟江山借。江山把身上带着的钱都掏出来给孙膑,也只凑够八百元。“你说你就这德行还敢惹什么祸?”警察奚落着他。 罚金被减少到八百元。警察清点完钱放到抽屉里,给他开了一个手写的收据。 “以后老实点,别惹是生非。”警察总算是结束了他的训诫。 等孙膑被从派出所放出来,时间已过去三个小时。 孙膑和江山返回光华学院的寝楼已经是傍晚。 推门进入寝室,里边冲出一股浓烈的烟味。有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聚在寝室里喝酒。罗迪对着孙膑喊:“格老子怎么才回来,说好接老子跑到哪儿去了?”孙膑不好意思,不住地道歉解释。“回来就好,我们有个伟大的计划等着兄弟们来实现。”黄岩亮着尖细的嗓门用京腔对他们说。罗迪回到学院的这个夜晚,四重奏的成员买来酒菜庆祝四重奏的诞生,一干兄弟围着书桌依次而坐,罗迪居于首位,他的边上是李桂珍,罗迪大叫着上酒上酒。罗迪的派头很像影视剧中老大或舵主。孙膑和江山则像个跟班。这是一群无中生有的人,就像那些孵着蛋的母鸡。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大餐,在胡吹神侃中创造着历史和神话。 在餐桌前坐定后黄岩重复了他对罗迪说过的话。 “今年有一批英国科学家宣布,他们成功地使用“克隆”技术,复制出绵羊“多莉”,“克隆”技术可能给医学带来突破,但同时,更多的人开始为这样的前景担忧或亢奋。一些科学家预言,人的躯体“克隆”已经指日可待,尽管人的躯体“克隆”还会遭遇许多技术难题。但是“克隆”一个替身留给丈夫脱身而去;政治要员们企图“克隆”几个躯体,应付各种场合的繁杂工作,而社会学家则看到了人体“克隆”可能产生的种种猝不及防的社会问题,他们呼吁尽快立法阻止人的躯体“克隆”。 黄岩环视了一下大家说:“克隆”如同一个潘多拉盒子,没有人预知生物技术可能隐蔽什么样的危险。黄岩说:“我们要搞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生命被复制的现实和历史,我们以此表现人类生命的历史。同志们,我们要用这部书震撼迷失于经济时代的中国人。” 黄岩是青年才俊,知识精英。他曾经热衷于广场政治,他不倦地演说、辩论、奔走、策动革命,那时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热情,他把自己看成救民于水火中的启蒙知识分子,但是不久到来的经济时代消解了他的政治情结和热情,他和那个时期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一样向时代妥协了,他开始从商,现在他眼里只有金钱,金钱成了激励他的旗帜。 黄岩的哥哥是旅美诗人,也是人文杂志《北极星》的主编。黄岩担任杂志的编辑,也担任着哥哥在国内的联络人。在他的周围经常聚集着政见异议人士,失去权力的政治人物,先锋作家和前卫诗人,自由画家和地下音乐人。 罗迪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好比在深宅大院中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只有通过了重重门槛,挤到了桌子边才有讨论历史的资格,就像司马迁被阉割了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书写历史的资本。但是现在我们也有了书写历史的资格,我们有了手中作为武器的笔,又有口袋中的金币,还有这个实利时代物质时代的共谋,我们臆造现实又创建历史,全在我们手中的武器。” 黄岩举着酒杯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将从我们手中诞生,现在我们也像起事的农民,夺取一次话语的霸权,我们把历史这道大菜按照自己的方式烹调,端给未来的食客,让他们上瘾以后说味道好极了,想想这是多么棒的一个游戏呵。” 罗迪说:“我们就给这部书冠以全球年最畅销书。” 黄岩说:“我们将要制作的这部书,要有乱伦、情杀、恶死,要有神秘感有宗教情调,我们将要吸收畅销书制作的一切原则,要离奇惊险,要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要有震撼力,对这世界我们要彻底地媚一次俗。” 操作畅销书要有大纲,有脉络筋骨结构走向,大家都想看到这个,大家都想成竹在胸。 卓玛是编故事的能手,这个故事的大纲就由她来做,卓玛是西藏的作家,信仰藏传佛教,她刚刚应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改编了一部由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卓玛端坐的上方有一幅变形的人体油画,身穿青色藏裙头挽发髻信仰藏传佛教的卓玛就在那幅画下,那幅画作为她的背景使她的形象充满神秘肃穆之气。卓玛虚构了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克隆人的诞生成长以及他和人类的关系,这个故事如同一个瓶子,可以任意为里边添加情杀、乱伦、暴力、恶死,添加宗教、巫术和革命。“看起来这很荒诞,但是如果这虚构以某种形式确定并呈现出来呢,比如说它成为一部设计雅致装帧考究的畅销书呢?”卓玛为她的大胆虚构自圆其说。 大纲确定之后。四重奏的成员们就可按照结构划分责任区。 黄岩从随身带着的黑色皮包里取出现金给大家分。 “这是预付金,每人六千,全书完稿之后再付八千。”他清点着现金对众人说。 人们各自领取分到名下的钱,领取各自的写作任务分头实施。 学院规定学员们每日三餐都要在学院的饭厅吃。 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每月会发饭票。饭票都是钱买的。饭厅的伙食也还说得过去,各种菜谱每餐都会用粉笔写在卖饭窗口一侧的黑板上。学员们会看着黑板上的菜谱选择要买的饭菜。孙膑带着铝制的饭盒站在排队买饭的学员的后边。来自新疆的姑娘刘英走到他面前,她对着他耳语几句就站到了他的前面。这是加塞儿。不过排队的人们都没什么意见,因为大家都会有加塞儿的时候。一个学期不到,作家班里相互契合的男女学员就开始结对儿恋爱。 孙膑没有在饭厅里表现出跟谁是亲近的,在教室和寝室里也没表现出。 他是个低调而沉郁的人。这是性情所致,也是身体的状况所致。 他做过一次开颅手术。有炸弹爆炸,弹片迸溅到他的头部。 那是越南军人向他们所在的阵地投来的炸弹,在那座名为法卡山的山地,越军不断派兵骚扰守卫阵地的解放军,在他们发起反击的时候,越南士兵向阵地投掷了炸弹。那些炸弹都是中国制造,作为援助的军用物资赠送给越军,炸弹后来成了对付解放军的武器。当时战友们都以为他没命了,医生也以为难以救治,但他们还是将他用军用卡车运送到后方急救。直径一厘米的弹片被医生用手术钳镊出来,伤口缝合之后就是静候,或者苏醒,或者死亡,那是他遇到的生死之界。后来他是苏醒了,但是头痛和眩晕难以消减,头脑里的创伤难以治愈。 前来光华学院就读的人们几乎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公开的学生生活和隐匿的个人生活。来学院授课的老师多是外请的,课程表提前发下去,每到有课的时候,学员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有的老师来授课时听者寥寥,有的却坐满教室。但听课学员的多寡是由不得任何人的,那是人们自然选择的结果。出现在教室里的学员多是成年人,年龄不同身份也各异。可能只有学院教研处的老师们了解学员的情况,学员们彼此是互不知情的。他们的真实身份,各自的生活状况,社会背景都是相互隔绝的。 在寝室的人们为诞生的四重奏举杯庆贺时,孙膑想到他做狙击手的年代。 年他在内蒙古草原腹地的一个训练营接受侦察兵训练,那是一个四季狂沙吹袭的荒地,远离尘嚣。每天都是在强度密集的训练中度过,擒拿格斗,瞄准射击,攀爬飞越,各种技术都训练。那个时期他作为神射手不断受到连队的嘉奖。 但在19岁入伍以前他甚至都不会说话,他幼年时跟随父亲在劳改营生活,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国民党军队效力,创办并主持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一度成为国民党东北军的喉舌。这段经历使父亲早年骄傲自得使他在家乡一带声名卓著,但是后来却使他屡遭困厄、蒙受苦难。 年,他的父亲还在东北一个偏远小城生活,作为被释的解放军战俘他选择了避嚣绝尘的生活,返回原籍以图安度余生。但是后来的政治运动还是把他从僻静之地卷到政治的漩涡,他被揪出来,被打成反动分子,发配到新疆一个名叫芳草湖的劳改营地改造。母亲因为惊吓过度,精神分裂。年幼的他就跟随父亲一起在新疆劳改营生活。夏天采摘棉花,耕种农田,秋天修建公路,修建水库,在沙漠里种草,这些都是父亲在劳改期间干的活儿。孙膑跟随父亲住在干打垒的土房子里,夏天暴晒,冬天酷冷,他放羊、拾粪、在田里干活,直到父亲获得平反,他跟随父亲重返东北家乡。 他的入伍是对父亲十年劳改营生活的改正和补偿。他坐着军列跟数百名新兵蛋子开到内蒙古一个秘密基地,他的命运在这个时刻出现转机,长期的被迫害被排斥使他不仅丧失了语言的权力还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他惧怕人群,人群总是使他紧张惊恐没有安全感。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他到了秘密基地,那时候与外界交流的困难和障碍使他更加幽闭,同时他的内心也顽强地生长出表达和倾诉的欲望,他不仅热爱手中的武器,同时也热爱拳击,那时他长成了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在子弹从弹膛喷射而出时、在他日益铁硬的拳头击到沙袋击到对手时他都感到一种力量,心里涌动着快乐的激情。 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他所在的部队发出战前动员令,年轻士兵们写血书发誓言要求上战场,几天后他们奉命开往中越边境。出发的当夜,暮色笼罩大地。中国西南边境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精心伪装的漫长的车队和各种火炮。夜色幽暗,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钢盔,身穿绿色军装,脚蹬“解放鞋”的士兵。这是一只庞大的队伍,孙膑是其中的一员。部队行进的时候,公路上汽车、炮车马达轰鸣,震耳欲聋,无数车灯撕开夜幕,照向前方。这支部队越过友谊关,跨越越南国境,按指定路线向各自集结地开进。他在老山前线度过了一个军人最严酷的战争状态。 不止一次身处险境。在越南境内的丛林里,在荒凉的山峰和丘陵之上,各种狙击战,每经历一次都是在死亡线上的穿行。最初走上前线他是胆怯的,深怀恐惧。震穿心肺的炮火,密集扫射的枪弹,大片倒地的士兵,血流成河,内心恐惧几乎吞噬了他的心灵和头脑。要不战死,要不就顽强地活下去,这是他在那时的信念。活着就需要勇气胆识,更需要竞击的力量。他就是这么训练自己的。在战场上除了听从长官的命令出生入死,但也要暗中训练自己。后来有炸弹爆炸,炸裂的弹片击中他的头部,他倒在血泊之中,他以为这次是牺牲了,结果被战地的医护人员抢救下来,运到后方急救治疗,这也使他获得喘息的机会。 多年来让他无法忘记的是他和一个作了战俘的女兵的故事,那个女兵在战场上被越军所掳,然后被轮奸,他见到女兵的时候已是气息快绝的时候,他试图把女兵带回阵地,但女兵拒绝了。她要求他开枪毙了她,她说我不想活了。他鼓励她说活下去,要活着回家。女兵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她借了他的半自动步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女兵开枪了。他说他看到了女兵飞出去的头骨,和她失去了头颅的倍受摧残的身体。 后来过时的愤世嫉俗和那些弹片创痕一样留在他体内。对越自卫反击战持续了两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撤军。他跟随部队撤回原驻地。因为在战场上的表现良好,他荣立三等功,升任排长。从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战场归来,重返驻地也重归和平生活。 经历过死亡的人也等于重新活过来。然而重新回到军营之后他就不能再适应军营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以不同的原籍地形成的“老乡帮”,也有依附上级军官形成的“兄弟帮”,官兵们拉帮结派互相争斗,人为地制造各种纠葛。他的连队有个新兵是高干子弟,作风嚣张跋扈,他看不惯经常会批评这个新兵,但是新兵依仗着担任副市长的父亲的庇护跟他对抗,不服从管理。有次在军训时偷懒躲在兵营里喝酒。这新兵还偷偷溜出军营穿便服去城里跟人厮混。他知道这样的士兵多半是有来头的,但他就是看不下去,有一次终于在暴怒之下挥拳暴打了那个士兵。对方也不是好惹的茬儿,他们互相斗殴。那个士兵捡起砖头砍在他鼻梁上,顿时他的眼冒金星,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新兵对他的攻击惹怒了他,他掐住对方的脖颈掼到地上挥拳暴打一顿。这次斗殴震动军营,他和那位士兵双双受到处分。但因为各自背景的差异,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士兵被关禁闭,他被勒令退伍转业。 现在孙膑成了另一种意义的枪手。他和寝室的兄弟们活跃在私营出版的领域,江山的武器是一台型笔记本电脑,孙膑的武器是他使用了20年的老式“英雄”牌钢笔。一些被人奉为神示诗篇的典籍不断被他们制作出来,他们自我包装,自我炒作,此前他们出版过《世界文明史》《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上下五千年》,那些有着豪华装帧被精心制作出来的典籍通过京城的图书批发商,通过布满街头的大小书店四处倾销。每部书都号称汇集了众多一流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是实际上只是他们躲在自己的居所用刀剪把诸多同类著作剪贴拼凑而成的伪劣知识体系。作为城市新涌现的文化枪手,他们的阻击看不到流血闻不到硝烟,但对人类文明更具杀伤力。 京城有一个私营出版商的圈子,早年醉心于街头政治,也醉心于体制叛逆的一些作家和诗人成为私营出版商。孙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那是一群沉溺于骄奢淫欲的人,他们经常在午夜出入于夜总会和KTV、歌舞厅,出入酒吧茶馆各种高档会所。有次在喝醉酒之后这些书商们在比拼焚烧人民币,用打火机点燃百元钞票,一张一张地烧,谁烧的多谁胜出。这是无聊的游戏,孙膑看了一会儿就中途退场。他还参加过一个由书业精英参加的时尚聚会,有商人在舞台上将百元人民币成叠地抛掷到半空散开,让舞台下的人们哄抢。 这就是京城的富豪阶层,发迹了的知识精英。那些私人出版商视书籍为自己敛财的器具,他们和这个城市的很多文化商人、影视工作者、新闻记者甚至画家一道,劫持文化和艺术来为自己服务,他们或明或暗,拉虎皮作大旗,打着为读者服务,为观众服务的旗号,为自己聚敛钱财。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工作。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成为这个时代和这个城市堕落和诚信丧失的一个象征。看同伴们在酒足饭饱之后炮制文字之书,那些书籍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然后四处倾销,它们被那些热爱书籍热爱知识热爱文字的人捧读并对他们产生影响。这时候他想到那些阅读的身影,明白枪手所具有的毁灭性杀伤力。 “克隆”事件成为一个悬置的事件,限定的交稿日期日渐临进,为了这个“克隆”的作品,孙膑改变了作息习惯,每天早早就起床,坐在书桌前写字。他平时状态萎靡,精神不振,即使是刚起床也会困倦。他需要喝点白酒醒脑。江山说他的状态是酒精中毒,或者酒精成瘾。他几乎离不开白酒,不喝酒就会昏沉。他不知道自己何以至此,当年的侦察兵,强悍的狙击手,经历过战争硝烟和血腥拼杀的战士,如今成为一个被酒精麻痹的废物。他经常会陷于自责中。对自己身心的缺陷和弱点他看得很清楚。这种意识令他精神痛苦。到北京进修是他幻想的自我拯救的方式。他希望逃离生活之地。逃离他的家庭。 明知道所做的事情是坏的而又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这是沉沦和堕落。 孙膑轻蔑自己也轻蔑朋友们的缘由即出于此。他没有拒绝黄岩给他的预付金,也是无力拒绝。即使他是党总支书记,他所在的制药厂也难以发出工资。这样的情形已经由来已久。 寝室的兄弟们放弃在学院的学业,拒绝去听课,整天关在寝室里炮制畅销书。 他的原籍在东北一个小镇。在那个小镇有各种工矿企业,他是一家制药厂的党总支书记。在这个学院里没有人能看出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希望能摆脱这个身份的限制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渴望新的爱情能更新自己的身心。他当然是有家室的男人,他的老婆是小镇中学的老师,她为他育有一双儿女。但是他的家庭将他拖入庸常的生活之中使他身心几乎陷于窒息的状态。他渴望摆脱这一切,渴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情感更新自己的精神。 寝室的兄弟们都知道孙膑爱上了一个姑娘。有一天孙膑早晨没能起床,他的高大身躯在床上如抛锚的车子,他想尽办法都无法使自己移动一下,这个样子令他很恐惧。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孙膑的神智还比较清醒,他说:“叫沈秋子来。” 这个学院的男人们——至少在寝室的男人们看来,他们应该有女性的爱才是正常的,有女性的爱表明作为男人的魅力,不能赢得女人的爱说明做人的失败和无能。男人对失败和无能的惧怕超过对危险和祸患的担忧。孙膑自然是希望他是有女人爱的,在罗迪高调地展示他和李桂珍的爱情时,他们都不能落在后边。 无疑他是爱上了沈秋子,他坠落到自己单恋情感的泥沼中。沈秋子被人叫来,他就像等到救星一样,他热切主张沈秋子帮他刮痧,说这个办法肯定能缓解他身体的疾病。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沈秋子身上,他很希望沈秋子在这一刻能表现出跟他亲密无间关怀备至的样子,希望这个样子能被大家看到。沈秋子却极力推托,她坐在距离他有三五米远的书桌前,这个距离是一种界限,沈秋子很清楚地和他保持着这种界线。这样的冷静让大家为他急,他也十分难过。大家怂恿沈秋子帮助他刮痧,沈秋子一副无奈的样子走到他跟前。 沈秋子让他把背心卷起,罗迪嚷嚷着让他脱去背心。他不好意思在沈秋子面前裸露身体,沈秋子也不允许,她只让他露出肩胛的部分,她要一碗水,要一个硬币,江山准备好,置于她面前,沈秋子手握成拳,用弯曲的食指中指做夹子蘸水夹他袒露部位的皮肉。大家看到那些部分在沈秋子手指的运动下很快就成了血色,像被鞭打的样子。沈秋子这样做的时候一直是乡下赤脚医生的口气和态度,这让大家很失望,他们更希望她的态度是恋人的态度。 孙膑是在来学院报到的第二天就看上沈秋子的,他一见到她就有种亲切感,他就在校园的蓝球架下和沈秋子聊天。他们身后是开满鲜花的花坛,绿色的藤蔓爬满他们背后的教学楼。他一直盯着沈秋子的脸,他凝望着她被原野的风沙吹得粗糙发红的脸和她有着硬茧的双手,这个带着乡村气息的美丽女子触动他记忆中最温柔深挚的部分。他们只谈农事,两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比赛着彼此对乡村的熟知程度:插秧、耙地、收秋,沈秋子如数家珍,她的言谈机智风趣,在看多了衣饰新潮容貌讲究的女人之后,生长在小县城的沈秋子浑身漫溢的乡土气息,契合了他萦绕多年的乡土情结。 他经常到北京的各种画廊看画,每到一处,他停下的地方多半是那些绘有乡村景致乡村少女肖像的地方。站在那些古老的河流、老旧的房屋、斑驳的城楼、粗糙的农具面前,那时他的神色多半是沉醉入神的。他一直对乡村女孩情有独钟,在他跟随父亲劳改的后期,父亲被管制得不像以前那么严苛,他们可以参加一些劳动。他在十八岁那年在劳改营附近的乡村认识了一个乡下姑娘,他喜欢上那个姑娘,也因此有了一段不成功的恋情,那段情感令他刻骨铭心。他是厌倦城市迷恋田园农耕时代的人,遇到沈秋子重新唤醒了他初恋般的情感,就像捡回遗失多年的宝贝。 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北京有过一阵子地震的惊吓,满大街都是惶恐的人群,传言很多也很奇,有的说各大院校接到通知要组织疏散学生,学生晚上不能在寝室睡觉,有的说部队在集结准备投入抗震救灾的行动。据说北纬40度线是一条神秘的百慕大三角恐怖线,在北纬40度线及邻近的这一纬度发生过许多著名的大地震。北京处于北纬40度又位居首都,所以北京人的恐慌也有道理,受各种气氛影响,家在外省的同学格外不安,他们是远离这个纬度线的人,地震在他们的经验中只是一种传说,现在他们踩到这个纬度线上来就像蚂蚁爬到热锅上亲历着这种恐慌。 那几天大教室窗帘低垂灯光幽暗,见不到一个人。到晚上,学生们不敢就寝,在饭厅里搞通宵舞会,在散发着饭菜气息的饭厅点起明明灭灭的蜡烛,简陋的卡式录音机放出音乐,大家跳舞,地震谣传最盛的时候,大家整夜都在随舞曲漫游,直到双腿如铅,撑不住的时候就在饭厅的厅子上和衣而睡,在昏暗的烛光下人呈现出各种古怪的睡态。 然而在这些惊慌的人群里就没有他的意中人,那时沈秋子仍在她五楼的寝室里酣然入睡,她不怕死。他很牵挂她,劝她到饭厅避一避,沈秋子说她不怕死。 沈秋子有个习惯,睡觉时身体伸展平卧在折叠整齐的被子里,手臂规整地置于身体两侧,她的解释是随时准备赴死,她引用庄子的话说:不知死焉知生。但他说她睡觉采取这样的姿态是在等待覆盖,他说她需要被人覆盖。一个二十七岁的姑娘拼命挣钱,挣到的钱又都接济了乡下的穷苦人,到现在沈秋子还负担着她家乡五个孤儿的救助,她供他们上学但自己却节衣缩食,过着简陋的生活,他说有一个人覆盖,肯定不会这样。 沈秋子同意他的说法。但能覆盖她的人是谁呢?肯定不是你。沈秋子看着他说。 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学员们都放假。回家就遇到春节,在年三十孙膑期望和家人吃一顿年夜饭,但是妻子没有心情做,他就和妻子争吵,一怒之下他挥拳打了妻子,又愤然出走。在那个万众欢庆的时刻,他孤独地在大街走,忍着饥饿的折磨,在那个时刻他找不到能卖给他食物的地方。那时遥望着夜空他就想念沈秋子。忍受不了这种念想他就去邮电局连夜给沈秋子发电报,同时乘当晚的列车开赴沈秋子所在的中原县城,几天后他出现在沈秋子面前。沈秋子是那个县城的名人。在这个偏远县城沈秋子过着独身女人静如止水的生活,她的举手投足都被乡人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治疗的好北京好的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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