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意大利作家、寓言家和童话采集者伊塔洛?卡尔维诺坚信幻想和现实间的联系：“我习惯将文学视为知识的探求，”他写道，“巫师在面对部落生活中的危殆处境时，其对应之道是抛去他的肉体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感受层面，去寻找力量改变现实的面貌。”安吉拉?卡特不会这么板着脸许下相同的愿望，但是她将幻想和独出心裁的渴望结合起来，这与卡尔维诺写的巫师飞行很相像。卡特具有巫师轻盈的智慧与才思——有趣的是，她也恰好在最后两部小说中探索了有翅膀的女人的形象。《马戏团之夜》中的空中飞人女主人公飞飞可能是像鸟一样被孵出来的，而在《明智的孩子》中，双胞胎欠思姐妹扮演了各种仙子和长羽的角色——从以童星身份首次登台亮相，到后来游戏好莱坞，出演壮观奢华的《仲夏夜之梦》。精怪故事也为卡特提供了飞行的途径，即寻找、叙述另一个故事的途径，和在头脑中改变事物的途径，正像许多精怪故事中的角色会改变形体一样。她创作自己的故事，将贝洛的《鹅妈妈的故事》以及其它家喻户晓的故事改写成炫目、情色的版本。在《血窟》中，她将美女、小红帽和蓝胡子的最后一个妻子从色彩柔和的育儿室中抽离，投入女性欲望的迷宫。卡特一直广泛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从西伯利亚到苏里南，她从丰富的资源中找到了这里收集的故事。其中仙子、精灵意义上的精怪并不多见，但是故事发生在仙境中——不是被粉饰和庸俗化了的维多利亚式精灵王国，而是更加黑暗的梦幻疆土，里面充满鬼魂与诡计，懂魔法会说话的动物，还有各种谜语和诅咒。《十二只野鸭》中，女主人公发誓既不说话，也不哭笑，直到把中了魔法、变成动物的哥哥们拯救出来。女性的话语和声响，她们/我们的喧嚷、欢笑和哭泣——这类主题贯穿安吉拉?卡特的作品，影响着她对民间故事的热爱。《魔幻玩具铺》中美丽的玛格丽特舅母被银项圈卡住不能说话，而这个项圈是邪恶的木偶大师，也就是她的丈夫，做给她的结婚礼物。与之形成对比，民间故事不仅在诉说，而且在充分诉说女性的经验；女性常常是故事的讲述者，比如合集中的一则富有活力、引人发笑、极具卡特风格的故事（《打老婆的理由》）。安吉拉?卡特对女性的偏护之情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燃烧，却从来没有将她引向任何传统形式的女权主义，不过在这里，她沿用了一项原创而有效的计策，从“厌恶女性”的虎口夺下了对女性“有用的故事”。她年的论文《萨德的女性》从萨德身上挖掘出一个令人眼界大开的导师，他讲授男性和女性的现状，并照亮了女性多态欲望的边缘地带。在这本书里，卡特颠倒了一些劝诫性质的民间故事，摇出它们曾经表达的对女性的恐惧和厌恶，从中创造出一套新的价值，颂扬坚强、坦率、热情、性别特征显著、永远都不屈服的女性（参见《逆流而上的老太婆》和《信的花招》）。在《明智的孩子》中，她创造了多拉?欠思这个女主人公，她是歌舞女郎、扮演轻佻女仆的演员、杂耍剧院的舞者，是低下、遭人鄙夷的茫茫贫苦大众中的一员，也是一个私生女和从未结婚的老太婆（投错了胎，错生在贫民区里），但是所有这些耻辱都被兴高采烈、津津有味地拾起，而后抛撒向空中，好像婚礼上数不清的五彩纸屑。书中压轴的《伸开手指》是来自苏里南的一则严厉的道德故事，讲的是要与他人分享自己获得的赠与，这则故事也显示了安吉拉?卡特对慷慨的重视。她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想法、才思、犀利不含糊的头脑——心意坦诚却从不多愁善感。这里她极为喜爱的一篇是俄罗斯的谜语故事《明智的小女孩》，其中沙皇向她的女主人公提出了不可能的要求，可她眼都不眨一下就办到了。安吉拉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令人满意，但是“没有人受到羞辱，人人都得到了奖赏”。该篇收录在“聪明的妇人、足智多谋的姑娘和不惜一切的计谋”这一章中，里面的主人公本质上是个卡特式的人物——从不羞愧，毫不畏惧，像雌狐一样听觉敏锐，同时又具有不露声色的清醒判断。她以沙皇的困惑为乐，却不想让他受到羞辱，这是极其典型的安吉拉的性格。临终前，安吉拉没有力量按照原定计划为组成本书后半部分的《悍妇精怪故事集第二卷》作序，但是她在手稿中留下了四条令人费解的笔记：瓦尔特?本雅明说：“每个真实的故事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故事的非迷惑性帕斯卡说：“再贫穷的人死时也会留下些什么。”精怪故事——狡黠与兴高采烈这些词句尽管支离破碎，却传达了她的哲学。她尖锐的批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表现出的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忽略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文学——也许更多——都是由不识字的人创作的。她喜欢民间故事中可靠的常识，主人公直截了当的目标，简单的道德区分，还有它们所提出的狡猾计谋。它们是弱者的故事，讲的是狡黠和兴高采烈最终获得成功；它们是实际而不浮夸的。作为一个长着翅膀的幻想作家，安吉拉始终将目光投向地面，坚定地注视着现实。她曾经说过：“精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去向另一个国王借一杯糖。”此类别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尤其是在年代——不肯接受诸多故事因循社会习俗的“大团圆结局”（比如“她长大以后，他同她结了婚，于是她当上了皇后”）。但是安吉拉懂得满足与欢乐，同时又相信精怪故事的目的不是“保守的，而是乌托邦式的，事实上也就是某种形式的英雄乐观主义——就好像在说，有一天我们会获得幸福，哪怕它不能持久。”她自己的英雄乐观主义从未弃她而去——就像她故事中精神饱满的女主人公，她在患病直至离世的那段时间里表现得机敏、勇敢甚至幽默。鲜有作家拥有其作品的优秀品质，她却人如其文。她的想象力耀眼迷人，通过大胆而令人眩晕的情节、准确而狂野的意象，通过那一系列精彩的“亦好亦坏”的姑娘、野兽、无赖还有其他角色，她使读者屏住呼吸，直看着英雄乐观主义的氛围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聚拢过来。她拥有一个真正作家为读者重新创造世界的天赋。她自己就是个明智的孩子，她有一张表情丰富的脸，有时会反讽地撅起嘴巴，眼镜后面带着揶揄，时而闪闪发光，时而流露出梦幻的神情。她长长的银发和幽雅的谈吐给人“仙后”的印象，只是她从来都不显得飘渺、脆弱。尽管青春的自恋是她早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她自己却是个特别不自恋的人。她声音柔和，带着讲故事的人推心置腹的语气，充满了生动的幽默。她说话时似有某种切分的节奏，因为要时不时地停下来思索——她的思想使她成为最令人愉快的同伴。她很健谈，学识渊博却不炫耀，能够手术刀般精准的表达某种顽皮的领悟或是艰难的判断，亦能够轻而易举地道出许多新想法，将典故、引语、滑稽模仿和原创发明编织在一起，一如她的散文风格。“我有个推测……”她总是这样自谦道，然后会说出某个别人未曾想过的见解，某个或俏皮或意味深长的悖论，概括起一个趋势、一个瞬间。她可以像王尔德一样机敏，闪着旁敲侧击的古怪幽默，然后她会继续下去，时而惊得听众目瞪口呆。安吉拉?卡特出生于年5月，父亲休?斯托克是报业协会的一名记者，出生在苏格兰高地，整个一战期间都在服兵役，然后来到南方的巴勒姆工作。他常带女儿去杜丁的格林纳达电影院看电影，在那里，建筑（阿尔罕布拉风格）和电影明星（《南海天堂》里的珍?西蒙丝）的魅力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关于诱惑和女性之美，安吉拉写下了某些史上最为浮华、时尚和性感的篇章，在她的语汇中，“漂亮时髦”和“魅力无穷”是欢乐与赞美的关键词。她母亲的母亲来自南约克郡，这位外祖母对安吉拉来说十分重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某种自然的权威和与生俱来的野性，如今我对那一切心怀感激，但是当我在南方找男朋友的时候，那种钢铁般的性格可不太好对付。”安吉拉的母亲是个通过了高中学术级考试的姑娘，“喜欢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年代，她在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当收银员，并且通过了相关考核，她希望女儿也能一样。安吉拉进了斯缀特姆文法学校，一度幻想成为埃及古物学者，但是毕业以后，她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克罗伊登广告报》当学徒。作为新闻记者，安吉拉被想象所困（她喜欢俄罗斯故事讲述者的套路：“故事讲完了，我不能再瞎编了”），于是转写唱片专栏和专题文章。她二十一岁时首次结婚，丈夫是布里斯托技术学院的化学老师，同年，她开始在布里斯托大学修习英文，选择专攻中世纪文学，这在当时绝对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中世纪文学的形式——从寓言到故事——以及笔调的多元性——从粗俗到浪漫——在她自己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乔叟和薄伽丘一直都是她特别喜爱的作家。最近她也在接受好友苏珊娜?克莱普的采访时回忆起当时在咖啡馆里同“情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交谈的情形：“那是六十年代……我非常非常不快乐，但同时又是完全快乐的。”这一时期，她首次开始培养对民俗学的兴趣，并同丈夫一起发现了年代的民谣与爵士音乐圈。（在较近的一次民俗学会的沉静集会上，她深情地回忆起反传统文化盛行的日子——那时候会有成员带着肩上的宠物渡鸦一起出席。）她开始创作小说，并在二十几岁时发表了四部作品（《影舞》，；《魔幻玩具铺》，；《数种知觉》，；《英雄与恶徒》，；此外还有一个写给孩子们的故事：《黑姑娘Z小姐》，）。她获得了大量赞誉和奖励，其中包括萨默赛特?毛姆奖所规定的旅行，她遵守了要求，用这笔钱逃离了丈夫（“我想毛姆是会赞同的”）。她选择了日本，因为她很推崇黑泽明的电影。日本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年起，她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她之前的小说——包括残忍、紧凑的挽诗《爱》（年创作，年改写）——显示了她巴洛克式的创造力，以及对色情暴力的直面，这种暴力不但出自男性，而且也出自女性：她早早地划好领地，男人和女人在上面厮杀，常斗得鲜血淋漓，而里面也多是面临大难时的幽默。从一开始她的文笔就是华丽丰富、陶醉于辞藻的——她的语汇生动而感性，描写的是各种身体特征、矿物、花卉和动物——同时她也涉及了陌生感的主题。然而日本给了她一种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加强了她从熟悉事物中创造陌生的能力。这段时间她也接触了因为“五月风暴”而落脚日本的法国流亡者，由此加深了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联系。在日期间，安吉拉写了两部小说，尽管它们并不直接与日本相关：《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和《新夏娃的激情》（），里面当代的冲突变成了怪诞、多样的流浪汉寓言。她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某些作家那样赢得畅销书的大笔收入（她常沮丧地表示外面仍旧是个男子俱乐部，但却不是真的耿耿于怀），也不曾入选主要奖项，然而她享有更多国际上的好评：她的名字从丹麦一直传到澳大利亚，她也反复收到教学邀请，并就任于设菲尔德大学（-8）、普维敦斯的布朗大学（-1）、阿德雷德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7）。她协助改变了战后英文写作的发展方向——从萨尔曼?鲁西迪到珍妮特?温特森再到美国寓言家罗伯特?库弗，许多作家都受到了她的影响。远离英格兰帮助她揭示了女性与其被征服之间的密谋。她在批评文集《被删除的秽语》中回忆道：“好多年里，我都被告知应该想什么、怎么做……因为我是个女人……但是后来我不再听他们的了……我开始还嘴。”从日本回来以后，她在一组极其犀利的文章（年集成《没有什么神圣的》）中探讨了各种不容置疑的习俗和当时的时尚（从鲜红唇膏到D?H?劳伦斯笔下的长筒袜）。安吉拉从来都不是个提供简易回答的人，她以坦率的态度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谈及面对残酷现实时，她喜欢半反讽地说：“苦活儿——但总得有人去做”，她也常常赞许地说某人“并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弱者”。她的出版商兼朋友卡门?卡莉尔以悍妇社的名义出版了她的作品，她从该社成立起就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帮助将文学中的女性声音确立为独特和先入的，使之成为在后帝国时代虚伪、僵化的英国打造新身份的一种重要工具。因为尽管对现实有着敏锐甚至悲观的把握，安吉拉?卡特始终相信变化：她会谈及自己“幼稚的左倾主义”，但是她从来不曾放弃。美国评论家苏珊?苏雷曼称赞说安吉拉?卡特的小说真正为女性开拓了新领地：她使用具有叙述权威的男性声音，并把它模仿到了讽刺的程度，使得规则发生改变，梦想变得难以驾驭、焕然一新、易于接受“叙述可能性的增加”，这些梦想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或许不一样的将来；这些小说也“拓宽了我们的思路，让我们认识到在性的领域什么是可以梦想的，由此批判了所有过于狭窄的梦想”。安吉拉最喜欢的女性象征是魏德金戏剧中的露露，而她最喜欢的明星是在《潘多拉之盒》中扮演露露的露易丝?布鲁克斯。露易丝/露露很难算得上是拒绝传统女性特征的人物，相反，她们将女性特征发挥到极致，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化。“露露的性格非常吸引我，”她会这样不动声色地说；她借鉴了这个角色的特点，创造了《明智的孩子》里浪荡、喧闹、精力充沛的舞台女主角。露露从不巴结逢迎、追名逐利，也没有内疚和悔恨。照安吉拉的说法，“她的特点就是，她使得多态的任性变得好像唯一的存在方式”。她曾说过，如果有个女儿，她会叫她露露。她喜欢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是“经典大伦敦议会”式的，但是撇开这些顾忌不谈，她也是个见解独到、尽心尽力的政治思想家。她怀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将“低俗”文化以及大众语言、幽默的粗俗活力肯定为持久、有效的生存手段，《明智的孩子》（）正是源于这样的思想：她的莎士比亚（小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包含了他的绝大部分人物和剧情）不为精英阶层创作，而是将想象力扎根于民间，从中汲取能量和经验。安吉拉与马克?皮尔斯找到了幸福，她患病的时候，马克正在接受小学老师资格培训。安吉拉时常说起孩子们容光焕发的样子，说起他们无法形容的美丽和他们的爱；她与马克的儿子亚历山大出生于年。有时候，面对一个伟大的作家，人们容易忽略他们所带来的欢乐，正如评论家们寻找的是意义与价值、影响与重要性。安吉拉?卡特热爱电影、杂耍、歌曲和马戏，她自己也深谙娱乐之道，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她在这个集子里收录了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故事，讲一个苏丹的妻子日益枯瘦，而一个穷人的妻子却过得快快乐乐，因为她的丈夫喂她“舌头肉”，也就是故事、笑话和歌谣。这些就是使女人欣欣向荣的东西，故事这样写道；它们也是安吉拉?卡特为了使他人活得欣欣向荣而如此慷慨赠与的东西。《明智的孩子》最后写道：“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她自己没能欣欣向荣地活下去实在是让人难过到无以言表。她去世之后，报纸上、广播里都充满了对她的哀悼。如果她还在世，会惊讶于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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